。沈恪依旧是那个沈恪，接下来的几天，他忙于一个跨国并购案，早出晚归，我们甚至连照面都打得很少。　　那短暂的、近乎温和的沈恪，仿佛只是高压焦虑下，我臆想出的海市蜃楼。　　画室成了我唯一的避难所。我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创作，开始尝试将那些抽象的、压抑的情绪，转化为更具象、更有故事性的画面。我画被藤蔓缠绕的玻璃花房，画在深海下挣扎呼吸的光，笔触不再仅仅是宣泄，多了几分笨拙的探索。　　这天下午，我正对着一幅刚铺完大色的画稿发呆，门铃响了。　　不是沈恪，他有指纹。也不是预约过的任何人。　　透过猫眼，我看到一个完全意料之外的身影——王建国，我的父亲。他穿着一件半旧的夹克，头发梳得勉强整齐，手里拎着一个看起来有些分量的、土气的红色塑料袋，局促地站在门外，眼神躲闪。　　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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